如何使基尼系数回落至04以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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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使基尼系数回落至0.4以内

如何使基尼系数回落至0.4以内更新时间：2010-9-10 6:04:54 　　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：

如何使基尼系数回落至0.4以内

伴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，收入分配差距也在不断扩大。这使得中国在兴奋于经济增长的同时，也必须保持足够的冷静。数据显示，2007年中国基尼系数是0.475，按照联合国的标准，这显示了一个相对收入不太公平的状态。

“有媒体还说2009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.5。如果是这样，我们就已经进入收入分配非常不平衡的国家行列了。”9日，在浙江绍兴举办的上海世博会“经济转型与城乡互动”主题论坛上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表示。

李扬说，通过粗略计算，只要把城乡收入差距降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水平，就可以使中国的基尼系数回落到0.4以内。而且，这并不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。

中国收入差距扩大之因

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收入差距扩大？

在初次分配层面，包括居民收入占GDP比重相对下降、技术进步和资产收益率提高造成了劳动报酬下降、城乡收入分配差距拉大、地区收入差距拉大、行业收入差距拉大以及不同所有制企业职工收入拉大等六个因素。“在理论上，政府通过再分配平衡在初次分配领域中不平衡的状况。但很遗憾的是，我们的再分配并没有扭转在初次分配当中的扭曲现象，反而加剧了情况。”

经过仔细计算，李扬表示，中国的基尼系数之所以如此之高，很重要的是城乡收入差距造成的，城乡收入差距对于中国基尼系数的贡献率达到40%。

“于是，就会提供一个具有想象力的空间，我们可以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，来降低基尼系数。而这一点并不是不可及的。”李扬说，通过粗略计算，只要把城乡收入的差距降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水平，就可以使中国的基尼系数回落到0.4以内。而这并不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。

改革开放初期以及其后的几年，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呈现缩小态势。但是，自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，城乡收入差距开始扩大。1997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达到2.47倍。“如果可以回到这个水平，中国的基尼系数就可以回到0.4以下。”李扬说。

但上世纪90年代后期，随着中国重工业增长速度开始超过轻工业增长速度，中国进入工业化的第二个时期，也就是重化工时期，同时也开启了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。与此同时，中国的城市化也进入加速化发展时期。

事实上，在一定程度上，城乡收入差距是中国多年经济高速发展的基本动力。因此李扬认为，不应当简单地提出消灭城乡差距的问题。而且不仅是中国，上世纪70年代以来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是一个全球性现象。随着全球化不断加深，全世界的资源进行了一次大规模重组，全球范围的社会分工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整。调整的结果就是，经过良好训练的劳动力和具有较高生产率的资本，都在向生产力最高的国家、地区集中。正是这种集中导致了全球范围内收入差距扩大。

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，大量农村人口流向城市。但这不仅没有消灭城乡二元结构，反而造成了双重的二元结构。农民工由于没有谈判议价能力，工资水平低下。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初次收入分配中劳动占比很低，解释了为什么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占比很低，而且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在经济发展过程中，城乡收入差距在进一步扩大。

城乡收入差距转折点何时到来

李扬有一个初步观察。他认为，当工业化到一定程度、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，这种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的现象能够扭转。这个转折点就在城市化程度达到45%左右的时候。此后，城乡收入差距是缩小的，而且会从农村人口、资本单向集中到城市，变成在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。而这种双向流动也就表明我国进入了城乡统筹发展的新阶段。

促使转折出现的因素，李扬将之归纳为5个方面：一是城市地区的工业化已经完成，而且各项商务成本趋向提高，资本要逃离，劳动力也不在那里集中。第二，第三产业的发展使城市原本的优势丧失了。也就是说，如果经济发展进入到第三产业为主导的阶段，城市和乡村彼此是在一个公平的起跑线上。第三，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过程，一些地区已经接近尾声。第四，追求绿色的、亲自然的生活环境，逃离在城市中钢筋水泥森林的生活方式渐成时尚，而且会形成社会潮流。第五，由于上述原因，在整个资金配置上，很可能配置在乡村的资金收益率高于配置在城市的。

“这个转折已经发生，特别在如上海、浙江、江苏这样一些城市化程度比较高的地方，已经发生了。政府的任务就是要创造条件促进这个过程更快地展开。”李扬说，从全国比如成都、重庆、广东、山东来看，已经有大量探索。

而这些探索中，李扬认为，土地是核心。“对于农民，要保证他的三个产权：第一是劳动的产权，也就是今后在工资议价中，应当提高他们的地位；第二是对房产的产权；第三是对土地的产权。”因此，如何处置土地、如何在城乡之间配置土地、如何处置农民对于土地的所有权、如何让所有权不至于因一次性土地流转就永远离开农民、如何让土地真正成为农民的不仅是收入手段而且是养老的手段，这些显然都需要有全国性的制度化安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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